科学网 (2005-06-03 15:24:47)
吴文俊先生一不小心“卷”入到一场争论之中。这场争论的规模说大也不大，争论的关键问题说新也不新……
今年4月，《环球》杂志第八期策划了一组特别报道：“东方思维能否拯救东方科技”，其中一篇《东方思维拯救现代科学的悖论》采访了吴文俊先生，吴先生的话赫然与何祚庥先生的话并列在一起，“虽然我从来没看过《易经》，但我间接从各方面了解到《易经》的一些内容，例如提倡阴阳五行，我就非常反感，我觉得《易经》对中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因为此文一开始就提到朱清时院士与新华社记者姜岩合写的《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本刊作过报道，吴文俊院士为此书写了一万多字的序言），那么，吴文俊先生的观点到底是怎样的，他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思想？
很快，《环球》杂志与新浪网合作开设了专题：中科院三院士激辩东方思维能否拯救中国科技？话题的展开多少有些类似于前一段时间因杨振宁而起的对《易经》的争论。
但是，因为杂志刚刚出来的那一天，正赶上在北京召开一个由科技部牵头的“中医药大发展”的会，国内许多中医参会，有人看到这期杂志赶快复印下来，有中医正巧写了《阴阳五行在中医上的应用》的论文。
浑然不知与一笑了之
很快，吴文俊先生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浑然不知。但是他很快就知道了问题所在。一位86岁的数学家，反应之快，性格之豁达令人难忘。
吴文俊并不太知道，此前关于杨振宁先生于《易经》的争论，他问记者，杨振宁是什么观点？他说：“《环球》杂志的文章再加上后来有些报刊转载，将有些问题曲解，有些问题混为一谈了，给读者的感觉似乎我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又批判朱、姜的这本书。”当然会受到“批评”了。
同时，吴老说，阴阳五行与《易经》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之间有严格的界线，三者之间不是等同的关系。阴阳五行与《易经》并不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全部，而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有很荒谬、很糟糕的地方，应该抛弃，吴先生以科学家的精神特别反对算命和迷信的内容，他说：阴阳五行在中医上的应用我不懂，但过去就知道，它用来占卜算卦，这些肯定不是科学的，吴老说，他没看过《易经》，记者得知，后来吴老亲自去图书大厦买到原法原味而不是后人注释的《周易》，他认为，如果要研读，就不能在后人解读的基础上进行。
坐在吴老并不豁亮的办公室，却有一种阳光灿烂的感觉。这是眼前这位鹤发童颜，有着孩子一般坦率、真诚笑声的老人赋予的。老人已经全白了的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苟，还能看出梳子梳过的痕迹，可是，那件已经有些发白和过时的中山装上，却有斑斑驳驳的印渍，两相比较，非常鲜明的对照，让人禁不住哑然失笑！
采访中笑得最多的是吴文俊先生，随着话题的展开，才知道，他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并且这一研究，已经在30年前就开始了，他不仅总结了中国传统思想精髓所在，而且在他后来取得非常重要成果的“吴方法”的研究上，也得益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启发。
吴文俊院士在一次科普讲座中与听众现场交流摄影/侯艺兵
三十年前开始的中国数学史研究
吴文俊先生接受采访时，带来一些资料，其中有一些已经发黄的报纸，记者打开一看，是吴老保存的1974年6月10日、1974年7月17日和1974年8月8日的《参考消息》，上面有近乎整版的几大篇文章，如：香港《大公报》转载美国科学家李约瑟的一篇讲演——《古代中国科学对世界的影响》，还有香港《七十年代》月刊文章——《李约瑟教授及其演讲》、《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儒家思想评价很低》等等。
三十年以前，吴文俊先生就开始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研究发生兴趣，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史了，这在中国搞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中并不多见，回忆起历史，吴文俊说，这要感谢当初创建了系统所的关肇直先生。
1974年，文革尚没有结束，当时在数学界开展学习马克思数学手稿的活动，同时也允许学习数学史。关肇直先生号召大家读一些中国数学历史方面的书，作为接受过西方教育，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吴文俊来说，对古代数学是了解不多的，于是他就跟着所里的人一起读，他说，当时这方面的书籍不多，于是，他从关肇直那里借来一些数学史的资料，包括我国李俨、钱宝琮的《中算史》以及中国的经典书籍，如《算经十书》等，开始了他的数学史的学习。在那两三年中，他博览中外的数学史著作，花费大量精力直接钻研中国古代数学的文献，围绕中国数学的特点，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他广泛阅读的数学史书籍包括：钱宝琮、李俨、严敦杰等的数学史著作；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关古希腊时代的著作；《九章算术》与《海岛算经》；《周髀算经》与《缉古算经》等；沈康身的《我国古代测量技术的成就》；徐光启、利玛窦等人关于测量方面的著作。
就像吴老的许多次研究转型一样，他进入了这个新的领域，一发不可收拾，并且做出了许多成绩。
1975年，吴文俊就发表了关于数学史研究的论文《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发表在《数学学报》上），有意思的是，用的笔名是“顾今用”，取“古为今用”之谐音。
从此展现了吴文俊对古代数学思想的深刻理解与认识，他认为，中国古代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古代数学，并且直至16世纪，我国数学在最主要的领域都一直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除此之外，还写了《对中国传统数学的再认识》的文章，对十进位位值制、古代几何学、古代代数学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李约瑟演讲的文章就是那个时候收集的。
运用计算机进行数学研究，工作中的吴文俊（1988年）
得益于古代数学精髓的“吴方法”
吴文俊先生认为，我国传统数学有着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己的发展途径与独创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的数学模式生搬硬套，吴老认为，西方数学从古希腊欧几里得系统发展下来的，是公理化的体系，它的思想是因果关系的追求，从原因证明结果，如此一步步推导出来。中国数学的思想体系是从实用主义出发，是从解决形形色色的问题出发，对这一点，吴先生反复强调：“我很赞成。”他认为，对一些原始的数据，要找出答案，要在原始数据与要求得的数据之间找到关联，就通过某种方程的形式联系起来以解决多种问题。这是中国古算发展的一条主线。吴老说，从地下挖掘的“算术书”，证明在战国时期就有简单的解线性方程的例子。
吴老对数学史的研究使他对数学科学的认识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使后来从事的“脑力劳动的机械化”直接来源于对中国古代数学的研习，他认识到，中国古代数学所蕴涵的数学机械化思想，对当代数学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必将为信息时代的数学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
吴先生认为，人类要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于是发明了机器，实现了体力劳动的机械化，而数学这样的脑力劳动，是否也能机械化？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为人类实现脑力劳动的机械化创造了条件。
恰巧，在1971年时，数学所落实“三面向”，吴文俊被分配到“北京无线电一厂”劳动，当时该厂正在生产电子计算机，计算机的性能，即刻引起吴文俊的深厚兴趣，他敏锐地察觉到，计算机必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数学研究的有力工具。吴先生也由此开始学习计算机，从最简单处学起，他要尝试着用计算机来证明定理。
1976年年底，他开始着手进行研究。到1977年春节的时候，取得初步成果，他证明了初等几何主要一类定理的证明可以机械化。他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了他的第一个证明的定理。
1977年，吴文俊的论文《初等几何判定问题与机械化问题》在《中国科学》发表，后来，以此为起点，他建立了多项式组特征列的概念，以此概念为核心，提出了多项式组的整序原理，创立了机证定理的“吴方法”，首次实现了高效的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由此，吴文俊先生万千感慨，他非常赞成某些同志提出的“脑力劳动机械化是永恒的主题”，计算机的出现使脑力劳动机械化成为可能，但最要紧的是数学本身，怎样使得数学工作者的典型的脑力劳动机械化成为可能。
天下谁人不识君
套用一句过去常说的话，“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吴文俊先生毕30年之功，潜心揣摩古代数学思想的精华，并用研究实践取得蜚声国内外的成果，这再一次印证了他做人做事的准则，也是一贯告诫大家的，要少说一些，要多做一些，“不要光磨嘴皮子”。
也许，朱清时院士和姜岩所著书中的“东方思维”的外延要比吴文俊先生研究的古代数学的思想范筹要大得多，现在，新浪网上还正在做调查：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东方思维能否拯救中国科技？”认为“不能”的占41.68%，认为“能”的占39.9%，认为“不好说”的占18.39%；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有哪些原因？”48.99%的人认为是思维方法，48.76%的人认为是科举制度，48.2%的人认为是“不重视技术”等等……
也许，还是吴文俊先生的做法更为可敬，剔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而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与现代化的工具相联接，创造出新的辉煌。
陈省身先生有一段评价吴文俊先生的话是这样说的：“他的机器证明理论，保持了中国数学的传统：数学上一个普通的问题，是解方程组，代数的或微分的。数学的许多基本结果是所谓‘存在定理’：在某种条件下断定方程组有解。中算则注意求解的方法，寻求最有效的手段。文俊最近的工作，符合中算的精神。”
(本报记者 杨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