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起，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个人奖金数额为500万元。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报请国家主席签署并颁发证书和奖金。”
平实的语言，掩盖不了这段话的冲击力。当国家主席亲自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交到埋头苦干了一辈子的科学家手上时，相信很多中国人的视线，第一次停留在了这些早已习惯低调的人身上。他们或许已白发苍苍，可他们仍然在思考全世界最尖端的问题；他们的表情或许淡然得让很多人意外，可胸中对于科研探索的热情却始终在熊熊燃烧……
越是第一，越是低调
众所周知，袁隆平院士是中国研究杂交水稻的创始人，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第一人。西方世界称，杂交稻是“东方魔稻”。他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国际上甚至把杂交稻当作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然而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当年袁隆平赴京领取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时，穿的还是一套过时的西装。“他就是这样，从不讲究。大家都劝他买一套好点的西装，好说歹说，他才花800元买了套打折的西装。这成了他每次出席重要会议的礼服。”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跟随袁隆平多年的唐俐回忆。
吴文俊院士在拓扑学的示性类、示嵌类的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是拓扑学中的奠基性工作。国际拓扑学领域曾产生过几次影响深远的“地震”，其中一次即由吴文俊引起。多位菲尔兹奖获奖者，在自己成果为数不多的引用中都提到了他的方法。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年近六十的吴文俊开始研究数学机械化问题，他创立的“吴文俊方法”在国际机器证明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当前国际流行的主要符号计算软件都实现了吴文俊的算法。
就是这样一位数学界的“战略科学家”，当时经中科院推荐准备参评时，“文字材料并不是很厚，可能比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材料都要薄。”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吴文俊的学生高小山感慨。
得知自己获奖后，吴文俊院士依然表示：“我个人领这个奖感觉到受之有愧，有很多人比我杰出，他们更应该获得这个奖。我们国家有很多成就突出的科技人员，有些人的科研成果影响大，超出了学科范围，甚至超出了科技本身；有些人的成就是世界性的，他们的成果大大增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有些人一生中的不同时期，都能不断地取得新的突破，对于他们来说，某些奖项不足以表达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对于他们成就的感激之情。对于这样的人，国家应当有一个综合的评定。所以，我理解国家最高科技奖有终身成就奖的意思。这与一些科技发达国家的奖项的设立也是接轨的。”
袁隆平院士也说：“获奖令我深感荣幸，可我更为国家设立这个大奖的英明举动高兴！”
设奖要少 规格要高
国家为什么要在上个世纪末进行奖励制度改革，设立500万的国家最高奖呢？显然不仅仅是要制造“科学明星”。
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的刘燕美介绍说，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设立了自然科学奖，80年代设立了进步奖和星火奖，90年代又设立了国际科技合作奖，一个奖一个条例，不仅奖励的名目多，设奖的层次也多。“86年第一次颁发科技进步奖时，当年获奖的高达1761项，以后各年也有1000项左右。”各种各样的奖层出不穷，虽然出发点是鼓励科研与创新，却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科研人员评职称、评院士，甚至确定退休工资，都和奖励挂起钩来；有的人科研项目还没启动，首先就考虑报奖的排名问题；一些不法分子也以社会设奖的名义，趁机招摇撞骗……
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颁布以来就在酝酿的奖励制度改革，似乎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
1998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向国务院提交了改革方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提出：应当加大对拔尖人才的奖励。
当时，国家科技奖励特等奖的奖金额度是20万，而1994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何梁何利基金奖的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奖金高达100万港币，在那个年代约合115万人民币。而国外也有设立总统奖的先例，对少数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进行重奖。
“我们设想新的奖励制度能够突出对在一线工作的拔尖人才的奖励，真正改善个人生活，同时又能支持他推进科研事业。考虑到之前领取过百万大奖的科学家无一不是捐出了奖金，新制度规定，国家最高奖500万奖金中50万归个人，450万用于研究。”对于奖金的划分，刘燕美这样解释。
1999年6月23日，《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方案》得到批准。从2000年开始，新设立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由国务院发布决定，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国家主席亲自为获奖者颁奖……
几分慎重 几分认可
仅有名义和形式上的“最高奖”还是不够的，评审的公平、权威、慎重，才是对最高奖最好的支撑。
推荐、初评、层层答辩、筛选、同行专家实地考察、汇报考察意见……“记得我们准备好答辩的演示文稿，去请吴先生修改时，他并没有提具体意见，只是说：‘这个事是重要的’，给我印象很深。”似乎是想起了吴先生郑重的表情，高小山露出了笑容，“如果只是和数学界的人竞争，吴先生的成果有相当高的创新度，获奖应该说没有什么悬念，然而和其他领域那么多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参评，我们并没有把握。”
刘燕美也透露了一个细节：“当时有的评委对袁隆平院士培育出的杂交水稻的品质提出了质疑，后来就现场煮了一锅饭请评委品尝……”
除了严格执行轮换制度的奖励评审委员会，结合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的评价指标体系，“最能体现最高奖分量的地方，是只进行一次投票，2/3以上评委通过才能获得最终认可。”刘燕美说。
无可置疑的是，最高奖的设立明显提高了社会对科学家、对科研事业的关注度。“有一次幸运52的一道题就是问当年最高奖的得主，参加节目的小孩自信地答出来了。”谈到这儿，刘燕美一脸的欣慰……
除了增设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外，新的奖励制度规定，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只设一、二等奖，每年获奖项目总数从原有的800多项减少到不超过400项。改革后，获奖项目质量得到保证，奖励项目在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方面力度得到加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更加紧密，促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高科技产业化的导向作用更加明显，部门、地方和境内外社会力量重复设奖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2003年12月20日，新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对奖项设置再次调整，在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中增设了特等奖。加大对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特别重大科学发现或者技术发明、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科学技术项目的奖励力度，赋予他们更高的荣誉。
自2006年起，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首次设立工人农民科技创新评审组，在保证国家科技奖励条件标准和水平的基础上，对工人、农民科技创新成果予以政策上的倾斜。在2006年度的国家科技奖中，来自上海宝钢的工人韩明明、一汽大众的工人王洪军和河南滑县农民企业家李官奇等三人分别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新的奖励制度，诚挚地向每一位醉心于科研并有所成就的人致意，在这份敬意中，我们看到了科技在推动共和国不断前进的过程中独有的风采。